一切从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出发

时间: 2019-04-15 02:40    来源: 未知 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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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,党群关系就密切,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;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,党群关系受到损害,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。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,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。

  任弼时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、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。延安时期,他立足中国革命实际,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、观点和方法来开展群众工作,将党的群众观贯彻于实际工作之中,积累了丰富的群众工作经验,形成了内容丰富的群众工作思想与方法,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形成和确立作出了重要的历史贡献。

  “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,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”

  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使任弼时深深地体会到,我们党的伟大力量就在于它与广大群众有密切的联系,就在于它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。如果党的组织脱离了群众,失掉了群众,那就等于失掉了基础,失掉了斗争力量。如果党员脱离了群众,那他对党便减弱了自己的作用。因此,“党的一切政策和决定之是否正确,要看它是否符合于群众的利益与群众的要求”。

  坚持维护群众利益,一切从群众的利益与要求出发,成为任弼时在延安时期参与制定政策和实际工作中坚持的重要原则。在陕甘宁边区,任弼时始终把发展经济,为群众谋利益视作动员群众坚持斗争的关键因素,作为组织发动群众的最重要方法。他认为革命不是为个人的利益,也不是为个人的名誉地位,而是为广大人民群众求解放、谋利益,所以“必须要求我们在一切工作中,都要从照顾群众的利益出发,从照顾群众的经验出发,从依靠群众的力量出发”。

  1936年5月,红军第二、六军团集结于滇西北高原的中甸附近后,专门开会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教育,任弼时告诫大家:“饿肚子饿不掉为群众服务这颗心,大家一定要维护群众利益,一草一木也不能侵犯。”

  抗战期间,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动员、组织和武装民众抗日。任弼时认为,军队要得到人民群众的爱戴,成为动员群众的组织者和领导者,最有效的办法就是为群众排忧解难,不侵犯群众利益。不仅要知道“破坏群众利益,客观上是帮助敌人欺骗民众”,还要清楚地认识到“如果没有新的改善人民生活的建设,那人民是不会拥护的。人民就特别看实际利益”。在艰难的抗战环境中,为了解决“鱼大水少”的问题,改善人民生活,减轻人民负担,陕甘宁边区开展了精兵简政运动。任弼时对日常生活中的吃、穿、用等多方面进行调查,并一一做出周密计算,逐渐形成了在维护人民利益和保护人民生产积极性的前提下,组织人力物力进行经济建设的“减负”思路。

  1938年,任弼时在总结山西前线抗日经验时指出:“要从各方面减轻他们自身的经济负担,减少一些捐税、地租和利息,在可能范围内改善人民生活,优待直接参加武装斗争者的家属。”1943年,他在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讲话时强调:“只有发展经济,发展生产,使人民丰衣足食,然后政府才能富足,更有力量去进行其他建设事业,也只有在人民更加丰衣足食的基础之上,才能更加提高人民的政治觉悟和文化程度,更加发扬人民拥戴这个政权和参加其他建设事业的积极性。”

  正是由于陕甘宁边区坚定地执行了符合群众利益和要求的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政策,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得到了改善,才赢得了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拥护。任弼时逝世后,贺龙深情地回忆了与其创建湘鄂川黔根据地的经历,他认为,根据地的建设和部队建设之所以能够在更加健全的道路上向前发展,部队的思想领导、政治工作及军事工作建设更加健全,群众运动更加开展,革命根据地迅速扩大,都是与任弼时的领导及其艰苦深入的工作密不可分的。

  经历革命斗争的曲折发展,中国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中越来越认识到人民群众力量的伟大,并自觉把工作重点放在发动和组织群众力量以推动革命发展上来。抗战初期,任弼时担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,和朱德、彭德怀等率八路军开赴山西前线指导工作。他在调配干部组织地方工作队时特别指出:“贯彻上面的方针,最根本的一条是发动群众抓武装。”

  在此思想指导下,中国利用“牺盟会”的合法地位广泛发动群众,在许多地方建立战地动员委员会,在武装民众的竞赛中远远走在阎锡山的前面,实力三码必中!为八路军后来在华北地区开展“山雀满天飞”的游击战奠定了良好的群众基础。这段经验让任弼时对革命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深有感触,他对前来考察的美国海军情报官员埃文斯·卡尔逊介绍八路军政治工作情况时说:“军队好比是鱼,人民好比是鱼游泳中的水。”就是说,军队依靠群众就像鱼离不开水一样,军队必须依靠人民才能生存、巩固和发展。1944年,为开辟新的敌后抗日根据地,中共中央决定派遣军队南下,挺进湘鄂赣粤。任弼时在向第一支南下军队讲话时指出“没有雄厚的群众基础,就是脚也站不稳的”,因此,南下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“组织千百万的群众”。他深信充分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伟大的创造力量,就能战胜任何困难,完成民族解放事业。

  任弼时还将能否善于向群众学习提到关乎党的发展前途之高度,因为这“绝不是一个可以自由随便的问题,而是有关党的领导是否正确,是否不脱离群众的问题;有关理论与实践能否密切联系,马列主义能否具体化与发展的问题;有关我们有无群众观念及党性纯否的问题;有关我们是否真正向同志学习,扫除自己‘三风’不正的残余的问题”。他指出,群众有着非常伟大的创造力量,只有先向群众学习,向具体实践学习,才可以转而指导群众行动,战胜工作中的困难;一切实际工作中都有马列主义,只要我们善于向群众学习,善于总结群众斗争经验和革命规律,就能使盲目的行动变为自由和自觉的,就能“在领导群众实践中发展马列主义”;领导干部还要深入群众之中虚心学习,才能真正联系群众并获取智慧。

  以“眼睛向下”的精神深入基层,向群众实践学习和调研,提升党的理论政策的实效性,是任弼时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政治品格和工作作风。1947年,由于土改试点区扩大打击面,影响到其他解放区土改运动,造成“左”倾错误蔓延之势。虽然此时任弼时由于过度劳累而病倒,但为解决这一问题,他利用养病机会,深入实际进行调查研究,掌握了驻地三十几个村庄的土改概况。通过询问农民生产生活情况,认真听取干部群众意见,并详细阅读有关资料,任弼时完成了《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》的长篇报告,指导了解放区的土改运动回归到正常发展道路上。

  在实际工作中,任弼时堪称密切联系群众的典范。曾担任任弼时秘书的王恩茂回忆,任弼时“有非常好的民主作风、充分的群众观念,密切联系群众,平易近人,喜欢听取来自群众各方面的意见,就是一些不好的意见、反对的意见,他也愿意听”。

  正确的领导作风和工作作风是实现党的路线、方针和政策,以达到革命目的的保证。延安时期,任弼时积极提倡改善党和政府的工作方式,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,建立新的工作作风。他说:“反对遇事拖拖拉拉、得过且过和不关心群众利益与要求的坏作风,才更能增强党的领导作用,更便利于转变党的领导作风,更加保障党在思想上、组织上和行动上的一致。”

  面对环境和工作任务的改变,任弼时多次强调改变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的重要性。他认为,任务改变了,工作方法也要随着任务的改变而改变。没有领导作风上的转变,则中心任务的规定是空洞的,是不能保证去完成的。他认为,要转变领导方法,建立新的工作作风,“就必须富于创造能力,发扬干部和党员大胆创造事业的精神。在一县、一区、一乡工作的同志,都要学习善于按照当地群众的需要和可能的条件出发,去独立地创造事业”。总之,能够从群众的利益出发,兼顾群众的习惯,大胆并细心地在生产事业中发挥大家的创造性,那就可以逐渐培养出一种新的领导方法和工作作风。

  任弼时认为,要建立新的领导方法和作风,必须坚决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,学习领导群众的艺术。“在工作中碰了钉子,就要研究其原因,从中去学习领导群众的方法。”“所以领导群众的艺术,就是在于去了解群众中一些实际问题而给予适当的及时的处理,满足群众的要求。”他指出,党所决定的正确政策在有些地方不能贯彻下去,不能保证这个政策百分之百的实现,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官僚主义在作怪,而产生官僚主义的根本原因,就在于与群众脱节,不是真正关心群众,不是把群众中所发生的问题、所迫切急需解决的问题,提出来用具体的办法加以解决。

  任弼时在《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》中历数官僚主义的种种表现,其中一条是“表现在当执行某种决定,进行某种工作时,不很好地采取说服教育的精神向群众解释,反而滥用摊派和强迫命令一类的办法。这样,就把事情弄得很糟糕,本来是与群众有利的,群众是会欢喜的、赞成的,却反而变成群众不欢喜、不赞成的,反使群众不满”。任弼时认为,对于这种脱离群众与违反群众利益的官僚主义倾向,必须开展群众斗争去克服它。要使每一个政府工作者能够经常保持与群众的密切联系,反映群众要求,真正为群众办事,以达到政权与群众密切结合的目的。关于如何反对官僚主义,他指出,唯一的办法,就是在党内发动所有的党员群众,在政府系统中发动广大的劳动群众,大家来进行批评和监督。

  历史经验证明,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好,党群关系就密切,党的事业就顺利发展;什么时候党的群众路线执行得不好,党群关系受到损害,党的事业就遭受挫折。延安时期,任弼时密切联系群众,坚决维护群众利益,认真开展群众工作的思想、方法和实践,对于新时代构建和谐的党群干群关系具有可资借鉴的重要价值。(张树军 赵海碧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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